名家名篇:王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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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充(27—约97),字伴任。会稽上虞(今浙江上虞)人。东汉著名的思想家、文学理论家。幼好学,遂萌“巨人之志”。及后博采众流百家之言。去官后潜心著述。所著《讥俗》、《节义》十二篇,《养性书》十六篇,《政务》等,均不传。今传《论衡》十三卷,八十五篇,佚一篇,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。其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问题。如“天地合气,成物自生”、“疾虚妄”、“死而精气灭”等重要观点。

典籍要介

《论衡》

《论衡》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。三十卷,八十五篇,《招致篇》有录无书。据作者自述,写信的主旨就是“疾虚妄”、“归实诚”。内容主要阐明其自然观、历史观、认识论。范文澜说,该书“根据实在的事理系统地全面地将所有‘儒书’(主要是指谶纬)‘道家’(方士神仙术)的种种谬说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迷信行为(阴阳五行家各派别的法术),一概予以驳斥”(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第二编232页)。其中他对文学方面的卓见远识,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有重要地位。他强调文章的实用价值。反对“空为”、“妄为”,以达到“劝善惩恶”的目的;主张文学要华实相符,“文具情显”,即内容与形式的统一;重独创,重个性,反对因袭模仿;主张语言要通欲,口语化,反对故作深奥。这些见解是针对西汉后期以来文学上的严重弊端而发的,具有进步意义,对后世文学批评也有很大影响。但因其对文学艺术之本有缺了解,故其某些论点有失偏颇。《论衡》文章的风格平易、自然、通俗,但在文采上略有不足。有《四部备要》本,《四部丛刊》本。今人盼遂撰《论衡解》和北京大学 历史系《论衡》注释小组撰《论衡注释》便于参考。

自纪(节选)

【题解】

《自纪》为《论衡》的最后一篇。在本文中,王充阐述了写信《论衡》的宗旨,同时提出其文学创作观。

【原文】

充既疾俗情,作《讥俗》之书。又闵人君之政,徒欲治人,不得其宜,不晓其务,愁精苦思,不睹所趋,故作《政务》之书。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,故为《论衡》之书。夫贤圣殁而大义分,蹉跎殊趋,各自开门。通人观览,不能钉铨。遥闻传授,笔写耳取,在百岁之前。历日弥久,以为昔古之事,所言近是,信之入骨,不可自解。故作实论。其文盛,其辩争,浮华虚伪之语,莫不澄定。没华虚之文,存敦庞之朴;拔流失之风,反宓戏之俗。

充书形露易观。或曰:“口辩者其言深,笔敏者其文沉。案经艺之文,贤圣之言,鸿重优雅,难卒晓睹。世读之者,训古乃下。盖贤圣之材鸿,故其文语与俗不通。玉隐石间,珠匿鱼腹,非玉工珠师,莫能采得。宝物以隐闭不见,实语亦宜深沉难则。《讥俗》之书,欲悟俗人,故形露其指,为分别之文;《论衡》之书,何为复然?岂材有浅极,不能为深覆?何文之察,与彼经艺殊轨辙也?”答曰:玉隐石间,珠匿鱼腹,故为深覆。及玉色剖于石心,珠光出于鱼腹,其犹隐乎?吾文未集于简札之上,藏于胸臆之中,犹玉隐珠匿也。及出核露,犹玉剖珠出乎!烂若天文之照,顺若地理之晓,嫌疑隐微,尽可名处。且名白,事自定也。《论衡》者,论之平也。口则务在明言,笔则务在露文。高士之文雅,言无不可晓,指无不可睹。观读之者,晓然若盲之开目,聆然若聋之通耳。三年盲子,卒见父母,不察察相识,安肯说喜?道畔巨树,堑边长沟,所居昭察,人莫不知。使树不巨而隐,沟不长而匿,以斯示人,尧、舜犹惑。人面色部七十有余,颊肌明洁,五色分别,隐微忧喜,皆可得察,占射之者,十不失一。使面黝而黑丑,垢重袭而覆部,占射之者,十而失九。夫文由语也,或浅露分别,或深迂优雅,孰为辩者?故口言以明志,言恐灭遗,故著之文字。文字与言同趋,何为犹当隐闭指意?狱当嫌辜,卿决疑事,浑沌难晓,与彼分明可知,孰为良吏?夫口论以分明为公,笔辩以荴露为通,吏文以昭察为良。深覆典雅,指意难睹,唯赋颂耳。经传之文,贤圣之语,古今言殊,四方读异也。当言事时,非务难知,使指意闭隐也。后人不晓,世相离远,此名曰语异,不名曰材鸿。浅文读之难晓,名曰不巧,不名曰知明。秦始皇读韩非之书,叹曰:“犹独不得此人同时。”其文可晓,故其事可思。如深鸿优雅,须师乃学,投之于地,何叹之有?夫笔著者,欲其易晓而难为,不贵难知而易造;口论务解纷而可听,不务深迂而难睹。孟子相贤,以眸子明瞭者;察文,以义可晓。

充书违诡于俗。或难曰:“文贵夫顺合众心,不违人意,百人读之莫谴,千人闻之莫怪。故《管子》曰:‘言室满室,言堂满堂。’今殆说不与世同,故文刺于俗,不合于众。”答曰:论贵是而不务华,事尚然而不高合。论说辩然否,安得不谲常心、逆俗耳?众心非而不从,故丧黜其伪,而存定其真。如当从众顺人心者,循旧守雅,讽习而已,何辩之有?孔子待坐于鲁哀公,公赐桃与黍,孔子先食黍而后啖桃,可谓得食序矣,然左右皆掩口而笑,贯俗之日久也。今吾实犹孔子之序食也,俗人违之,犹左右之掩口也。善雅歌,于劂为人悲;礼舞,于赵为不好。尧、舜之典,伍伯不肯观;孔、墨之籍,季孟不肯读。宁危之计,黜于闾巷;拨世之言,訾于品俗。有美味于斯,俗人不嗜,狄牙甘食,有宝玉于是,俗人投之,卞和佩服。孰是孰非?可信者谁?礼俗相背,何世不然?鲁文逆祀,畔者三人。盖犹是之语,高士不舍,俗夫不好;惑众之书,贤者欣颂,愚者逃顿。

充书不能纯美。或曰:“口无择言,笔无择文。文必丽以好,言必辩以巧。言瞭于耳,则事味于心;文察于目,是篇留下手。故辩言无不听,丽文无不写。今新书既在论譬,说欲为戾,又不美好,于观不快。盖师旷调音,曲无不悲;狄牙和膳,肴无淡味。然则通人造书,文无瑕秽。《吕氏》、《淮南》,悬于市门,观读之者,无訾一言。今无二书之美,文虽众盛,犹多谴毁。”答曰:夫养实才不育华,调行者不饰辞。丰草多华英,茂林多枯枝。为文欲显白其为,安能令文而无谴毁?救火拯溺,义不得好;辩论是非,言不得巧。入泽随龟,不暇调足;深渊捕蛟,不暇定手。言奸辞简,指趋妙远;语甘文峭,务意浅小。稻谷千钟,糠皮太半;阅钱满忆,穿决出万。大羹必有淡味,至宝必有瑕秽;大简必有大好,良工必有不巧。然则辩言必有所屈,通文犹有所黜。言金由贵家起,文粪自贱室出。《淮南》、《吕氏》之不无累害,所由出者,家富官贵也。夫贵,故得悬于市;富,故有千金副。观读之者,惶恐畏忌,虽见乖不合,焉敢谴一字?

充书既成,或稽合于古,不类前人。或曰:“谓之饰文偶辞,或径或迂,或屈或舒。谓之论道,实事委璅,文给甘酸,谐于经不验,集于传不合,稽之子长不当,内之子云不入。文不与前相似,安得名佳好、称工巧?“答曰:饰貌以强类者失形,调辞以务似者失情。百夫之子,不同父母,殊类而生,不必相似,各以所禀,自为佳好。文必有与合然后称善,是则代匠斫不伤手,然后称工巧也。文士之务,各有所从,或调辞以巧文,或辩伪以实事。必谋虑有合,文辞相袭,是则五帝不异事,三王不殊业也。美色不同面,皆佳于目;悲音不共声,皆快于耳。酒醴异气,饮之皆醉;百谷殊味,食之皆饱。谓文当与前合,是谓舜眉当复八采,禹目光复重瞳。

充书文重。或曰:“文贵约而指通,言尚省而(走+多)明。辩士之言要而达,文人之辞寡而章。今所作新书,出万言,繁不省,则读者不能尽;篇非一,则传者不能领。被躁人之名,以多为不善。语约易言,文重难得。玉少石多,多者不为珍;龙少鱼众,少者固为神。“答曰:有是言也。盖寡言无多,而华文无寡。为世用者,百篇无害;不为用者,一章无补。如皆为用,则多者为上,少者为下。累积千金,比于一百,孰为富者?盖文多胜寡,财寡愈贫。世无一卷,吾有百篇;人无一字,吾有万言,孰者为贤?今不曰所言非,而云泰多;不曰世不好善,而云不能领,斯盖吾书所以不得省也。夫宅舍多,土地不得小。户口众,簿籍不得少。今失实之事多,华虚之语众,指实定宜,辩争之言,安得约径?韩非之书,一条无异,篇以十第,文以万数。夫形大,衣不得褊;事众,文不得褊。事众文饶,水大鱼多。帝者谷多,王市肩磨。书虽文重,所论百种。按古太公望,近董仲舒,传作书篇百有余,吾书亦才出百,而云泰多,盖谓所以出者微,观读之者不能不谴呵也。河水沛沛,比夫众川,孰者为大?虫茧重厚,称其出丝,孰为多者?

【译介】

王充痛恨世俗的情绪,著《讥俗》一书。又忧虑从事政治的人,只想统治别人,不得要领,不晓世务,冥思苦想,看不清努力的方向,所以又写了《政务》一书。又痛心说慌话的书和低劣的文章,多数不是真实可信的,所以又写了《论衡》一书。贤圣死以后,大道理也有了分歧,过一段时间,就分道扬镳,各自立门、户,通达的人观看以后,也不能确定真伪是非。根据久远的听闻来传授,有的笔写,有的耳听,在一百年以前的事,流传的时间更久远。以为古代的事,所传的大都是对的,相信入骨。不能自己解脱,所以才著作这本书。文章长,争论激烈,虚伪的说法,没有不被指正的。消除华丽虚伪的文风,保存敦厚的本质,矫正流行的不正之风,恢复宓戏时代的淳朴的风俗。

王充的书通俗易懂。有的人说:“口才好的说的话深刻,擅长写作的人写的文章含蓄。经书的文章都是圣贤说的话,博大精深,优美文雅,很难一看就懂。社会上读经书的人,要有注释才能读下去。圣贤的才华鸿大,所以他们写的文章语言都与俗人不相通。玉隐藏在石头中间,珍珠藏在鱼肚里,不是专门的玉工珠师,就采不到。宝贵的物品都是隐藏不露的,至理名言也应当是深沉难测的。《讥俗》这本书,要使俗人觉悟,所以直截表露意思,又用通俗的文字。《论衡》这本书,为什么也是这样通俗呢?莫非是才能极端浅薄,不能写出含蓄深刻的文章来?不然的话,为什么文章写得那么浅显,跟那些经书截然不同呢?”答道:宝玉隐藏的石头中间,珍珠埋藏在鱼的肚里,所以是含蓄隐蔽的。到了宝玉从石里剖出,珍珠从鱼肚里挖出的时候,那还是含蓄隐蔽吗?我的文章还没有写在竹简上,还藏在胸中,也像宝玉珍珠隐藏着那样。到了出于胸中展示在外的时候,也像宝玉珍珠暴露那样。灿烂像天文的照耀,通顺像地理的易晓。所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而且名目清楚了,事情也就自然可以确定了。《论衡》就是衡量论说的标准。说话要力求把话说明白,写文章就力求把道理讲清楚。学问高的人写文章优雅,话没有不可晓知的,意思没有看不出来的。读这些书的人明白道理象瞎子重见光明,听取教诲象聋子的耳朵复聪。瞎了三年的孩子,突然看见父母,不仔细地认识一下,怎么能高兴?路旁的大树,城墙边的长沟,所在的位置很清楚,大家没有不知道的。假使树不大而且长在隐蔽的地方,沟不长又在偏辟处,以这些事来指示给别人,连尧、舜也会感到边惑。人脸有七十多个色部,脸如果十分清洁,五色分明,即使是非常微小的颜色变化,都可以察看到,相面的人就可以相准,很少失误。假使面部很黑,再加上污垢层层覆盖面部,相面的人很难看清,多数相不准。文章与语言一样,有的浅显分明,有的隐晦曲折,哪一种更有说服力呢?口说来表达思想,怕语言被遗忘消失,所以又记为文字。文字与语言的目的是一致的,为什么还要把写文章的宗旨隐蔽起来呢?狱吏审判案件,法官解决疑点,如果稀里糊涂,难以知晓,与那种分明可知相比,究竟谁是好的官吏呢?口说以分明为好,笔写以通俗为高,公文以明白为良。含蓄典雅,思想隐晦,只有赋与颂。经和传的文章,都是圣蝻说的话,(之所以难懂)是由于古今语言不同,四方的说法不一样。当他们说事情的时候,不是追求使人看不懂,才使意思隐藏起来。后人不知道,是世代相距远了,这叫语言不同,不能叫才大。浅的文章难以读懂,叫做不高明,不叫智慧高明。秦始皇读韩非的书,感叹说:“我怎么偏偏不能跟这个人生在同一个时代呀!”这说明韩非的文章可以读懂,所以他讲的事情才可以思考。如果深奥优雅,必须有老师指教才能学习,就扔在地上了,还怎么会叹息呢?用笔写文章,要使文章通俗易懂是很困难的,不提倡读来难懂却是容易编造的。口说力求解说明白,使人能够听懂,不追求深奥曲折而难懂。孟子以眼珠是否明了来判断贤人,对文章以是否通俗易懂来判断优劣。

王充的书与世俗背道而驰。有的人责难说:“文章可贵的是顺合众人之心,不违背人的意愿。一百人读了没有可指责的,一千人读了也不感到怪异。所以,《管子》说:‘在室内说话,满室人都同意,在堂屋发言,满堂的人都赞成。’现在你却说不与世俗相同,所以你的文章违背世俗,不合众人的意愿。”答道:发议论贵在内容正确不追求语言的华丽,办事情讲究合理而不推崇迎合。辩论是非问题,怎么能不违背常人的想法,违反俗人的听闻?众人的想法是错误的,我不肯顺从,这样才能消除虚假的,保存真实的。如果都要顺从众人的思想,那只能一切照旧,按老规矩办,办要背教条学习,还要辩论干什么?孔子在鲁哀公那里陪坐,鲁哀公赐给孔子桃和黍,孔子先吃黍而后吃桃,可以说知道吃的次序。但是,周围的人都掩口而笔,是由于这种风俗习惯已经很久了。如今我的做法其实就象孔子按正确的顺序进食,俗人反对我,也像周围的庸人掩口笑孔子。善于优雅的歌曲,在郑国不能激动人心。礼仪所用的严肃舞蹈,在赵国不受欢迎。尧、舜的典籍,同辈人不肯看,孔子和墨子的书,同时代的人不肯读。可使国家转危为安的计谋被老百姓嫌弃,矫正世俗的言论受世俗诋毁。有美味食品在这里,俗人不想吃,狄牙喜欢吃。有宝玉在这里,俗人抛弃,卞和佩带在身上。究竟谁是谁非呢?谁更可信呢?礼节与世俗相违背,哪一个时代不是这样的呢?鲁文公违反祭祖的顺序,有三个人离开。鲁定公按顺序祭祖,有五个人反对。有独到见解的话,高水平的人爱不释手,庸俗的人不喜欢。感人至深的菱,贤者特别欣赏,而愚者逃避。

王充的书不能做到完美无缺,有的人就说:“说话没有可挑剔的语言,下笔没有可挑剔的文字。文章必定华丽而且美好,语言必定合理而且巧妙。说的话听起来顺耳,讲的事想起来有味,眼睛看了文章,手就抓着不放。所以,雄辩的言论没有不爱听的,华丽的文章没有不传抄的。现在新著的书(指《论衡》既然在讲道理,批评世俗就是不合情理,又不是特别美好的作品,读者不舒服。师旷奏乐,曲调没有不忧雅的;狄牙烹调,菜肴没有味道不佳的。通达的人著的书,文中没有缺点。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鸿烈》都悬挂在市门上,观看的人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个字提出非议。现在(你这本《论衡》没有那两本书好,文章又多又长,还是要受到很多人的谴责和诋毁。”答道:果树的养料养了果实就养不了花,人的精力放在修养操行上就不注意修饰辞令。茂盛的草丛中有许多花瓣,密林中有许多干枯的树枝。写文章要公开表白自己的主张,怎么能使文章不遭受别人的谴责和诋毁呢?扑灭火灾和拯救落水者的时候,姿势不能都那么优美,辩论是非的时候,语言也不能都那么巧妙。到沼泽地追逐乌龟,顾不上调整自己的步伐;在深渊里捕捉蛟龙的时候,没有时间考虑用哪一只手去捉 。语言简陋,意思深刻;语言华丽,思想肤浅。千锺稻谷,糖皮占了一大半;占钱一亿,穿破钱孔的要超一万。最高级的宴席也有不可口的菜肴,最好的宝玉也一定有污点,重要的典籍也必定有缺点,优秀的工匠也必定有不熟练的技术。这样的话,雄辩的言论也一定有不周密的方面,通达的文章也还有可以被指责的地方。一字千金是因为它出自权贵人家,文如粪土是由于它出自平民之手。《淮南鸿烈》和《吕氏春秋》之所以不受指责,是因为它们出自富贵之家。由于官大,才能把书悬挂在市上,由于家富,才有千金可以作为赏钱。观看的人怀着畏惧的心情,即使看到与自己想法不合的内容,也怎么敢指责其中一个字呢?

王充写成书,有的人就将它与古代对照,认为与前人不相类似。有的说:“说你是在卖弄辞藻吧,有的直截了当,有的又迂回曲折,有的拐弯抹角,有的又平铺直叙;说你在论述大道理吧,讲的又是实际琐碎的事,充满乱七八糟的内容,与儒经比较不相应,与传书相比也不符合,考查司马迁的书也不相称,与扬雄的文章也格格不入。文章不与前人相似,怎么能说是优秀的,称为巧妙的呢?”答道:修饰容貌勉强与别人相似,就失去了自己的形象。修改自己的语言力求与别人相似,就失去了自己的真情。许多小孩,不是同一的父母;不同家庭所生的孩子,不一定相似;自各有不同的禀受,也都有各自的长处。如果文章必须有与前人相雷同的才能称为好的,这就象代替木匠砍伐不伤手的人才能称为技艺高明。文人的追求,各不相同,有的修改辞语使文章巧妙,有的辩论真假来确定事实真相。一定要想法一样,用词照旧,那么五帝也没有不同的事迹,三王也没有不同的业绩。美女不是一样的面孔,看起来都是漂亮的。美妙的音乐不是一样的声音,听起来都是悦耳的。各种酒有不同的气味,饮了都会醉人。各种谷物有不同的味道,吃了都会饱。说文章应当与前人一样,那也就是说舜的眉毛也应当象尧那样有八种采色,禹的眼睛也应当像舜那样有重瞳。

王充的书,分量重。有的说:“文章提倡简短而思想合理,语言崇尚约省而意思明确,雄辩的人说话扼要明确,文人的辞句短小精悍。现在你所写的新书(指《论衡》)超过万言,繁琐而不省略,那么,读的人读不完。又有许多篇,那么,传诵的人领会不了。你蒙受浮澡的人的名声,就是由于文章写得太多就不好。语言简约容易说,文章多了就很难恰当。玉少石多,多的就不算珍贵,龙少鱼多,少的本来就神奇。”答道:有这样的说法,内容充实的言论不感到太多,华而不实的文章不感到太少。有社会效益的,一百篇也没有害处;没有社会效益的,一章也没有好处。如果都是有效益的,那就是多的为上等,少的为下等。积累千金,跟百金相比,究竟谁富呢?文多的胜过少的,财富多的超过贫穷的。世人没有一卷,我有一百篇,别人留不下一个字,我留有一万言,究竟哪一个是贤者呢?如今不说我的议论不对而笼统地说太多,不说世人不喜欢好文章而说我的作品不被他们领会。这正是我的书不能写得太简略的原因。房屋多,所占的土地就不能太少。户数和人口多,户口簿也不能少。如今失实的事那么多,华而不实的言论也多,指明真实,判定是非,辩论的话怎么能简短呢?韩非的书,只有一条宗旨没有别的,却写了几十篇,文章有数万言。身体高大,衣服不能太狭小;事情多,文章也不能少。事多,文章内容丰富,就像水大鱼多。皇帝居住的首都粮食多。国都的集市人多拥挤。我的书虽然文章分量重,但讨论的问题上百种。古代太公望,近代董仲舒,所作的书都有一百多篇。我的书才出一百篇,却说太多,这是因为作者地位卑贱,读书的人不能不斥责。黄河水澎湃,跟许多河流相比,哪一个更大呢?蚕茧又重又厚,称一下出丝的重量,与轻薄的蚕茧相比,究竟哪一种多呢?

【评析】

王充《论衡》一书,采取了自设宾主、反复辩难的形式,《自纪》也不例外。大抵历来能言善辩之士,都喜欢而且善用这种形式,如宋玉《对楚王问》、东方朔《答客难》、扬雄《解嘲》、班固《答宾戏》之类皆是。所以章学诚就说:“问难之体,必屈问而申答……王充之《论衡》,则效法诸难之文而为之……”(《文史通义·匡谬》)不过拿《自纪》与上述诸难之文比较,则知王充的运用此体,又自有他的特色在。

在《论衡·自纪》中,王充表现出了其强烈的批判精神。唐刘知已曾有言曰:“儒者之书,博而寡要,得其糟粕,失其精华;而流俗鄙夫,贵远贱近,转滋牴牾,自相欺惑:故王充《论衡》生焉。“(《史通·自叙篇》)如此之言,王充在《自纪》也曾有过。他说:“又伤伪书俗文,多不实诚,故为《论衡》之书。”把批判现实之虚妄,求得道理之衡,作为他撰写《论衡》的宗旨。然其违俗,必遭人毁。但其永抱一贯之宗旨,因此在反驳他人为难时,表现出其勇士气概。他说:“论贵是而不务华,事尚然而不高合。论说辩然否,安得不谲常心、逆俗耳?众心非而不从,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。如当从众顺人心者,循旧守雅,讽习而已,何辩之有?”陈辞高亢,斩钉截铁。在文学上,他反对因袭之风,对文贵独创一点从理论上作了出色的论证。他说:“百夫之子,不同父母;殊类而生,不必相似;各以所禀,自为佳好。”又说:“美色不同面,皆佳于目,悲音不共声,皆快于耳。酒醴异气,饮之皆醉,百谷殊味,食之皆饱。”这就是说,不同的作者必然写出不同的风格,而千姿百态的风格正可以满足读者多种多样的需要。所以文章之类,贵在独创,不务雷同;模拟因袭,则无益于美,有害于真。其论理之充分,观点之鲜明,对后世造成了很大影响。

语言上,本文语言通俗,但却不碍其论理之透辟。王充曾曰:“文由(犹)语也。”主张“文字与言同趋”。语言的目的在于“明志”,如其晦涩难懂,则“隐闭指意”。故其强调“夫笔者,欲其易晓而难为,不贵难知而易造;口论务解要发而可听,不务深迂而难睹。”王充不但以史实驳斥了“贤圣之材鸿,故其文语与俗不通”的谬论,而且在写作中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。王充自称他的文章是“直露其文,集以俗言”,“烂若天文之照,顺若地理之晓”。又善就近取譬,增加文章的通俗性和说服力。这使他的文章更好地发挥“悟俗人”的作用,从而也就更好地贯彻“为世用”和“疾虚妄,求实诚”的精神。此篇正是以事实论证了充之主张。

纵览全文,充以朴实之笔,塑其文风。且其意深远,耐人咀嚼,不愧大家手笔。